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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行终739号行政裁定书。

《条例》之所以要求建立这个信息共享机制，正是为了便于公安机关在对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时，可根据其所掌握的该肇事机动车的相关信息计算得知该车辆投保交强险的最终保险费，从而以此为基数确定应处罚的具体数额。换言之，两种不同理解关系着被告是否承担繁琐的调查义务(个别情况考虑义务)。

这一技术性回应表明，我国法院面对这一问题不无困惑。而裁量基准法源论尽管对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了司法审查，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裁量不自由，但审查的根据却是裁量基准，其背后赫然存在着行政机关设定裁量基准的自由。这种立法技术的特点在于，法律在授予行政机关以效果裁量的同时，课予其(违法所得、应缴社会保险费数额等的)调查义务，并将两者捆绑在一起，要求行政机关以该调查义务的履行结果作为效果裁量的考虑要素，以确保其符合比例原则。该行政处罚不符合上述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应依法认定为违法。[57]——，于法治有益无害：若较大数额罚款需要逐案判断，数量巨大的行政处罚案件会带来极大的执法成本，甚至导致系统瘫痪。

[13]原告驾驶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将肇事车辆停靠在道路中心机动车道内等候交警处理。是什么造成了判决书的寡言？从笔者掌握的材料来看，原告如何主张是一个关键因素。之所以放弃过去的二分法，其目的在于给予行政契约的合同属性一定程度的尊重。

目前采取否定式并用方法，而非肯定式叠加适用，即并非在准用《合同法》第52条之后再用《行政诉讼法》第75条加以限定。二、行政协议无效与行政行为无效标准的适用 在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上，存在着两套标准，即作为行政活动的无效标准与作为合同的无效标准。（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理由不在瑕疵或者瑕疵后果层面，而是在相应的处理层面。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24] 参见韩宁：《行政协议行为司法审查规则研究》，《浙江学刊》2018年第3期，第23页以下。

本文中不作区分地使用。[14] 陈卫佐译注：《德国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46页。在石某诉成都市双流区黄龙溪镇政府未按照约定履行拆迁补偿协议案中，被告为保证拆迁进度，满足了原告的超标补偿要求，将一个拆迁补偿项目拆分为四个。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当然，这里存在一个前提性的权限问题，即什么样的法可以设定有关行政协议效力的强制性规定。[7] 当然，从原理上说，无效行政行为是在狭义行政行为的意义上而言的，事实行为不存在无效的问题。只要是合法有效的规范，且具有实质拘束力，从行政法的角度就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考虑到这两点，草案规定了几个狭窄限定的特别无效要件。

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比行政行为更广的无效原因。[25] 有法院甚至认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1款第11项规定，并非所有与行政协议有关的案件一律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只有存在行政机关的行为符合行政诉讼法中明确列举的‘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的情形时，才属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所以，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该条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19]国家对于民事合同的契约自由较为尊重，只能由法律和行政法规予以规范。例如在吴晴诉太和县城关镇人民政府等行政协议案中，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13] 行政协议属于行政行为的一种，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应当适用行政诉讼法关于无效行政行为的规定……行政协议区别于一般的行政行为，兼具行政与合同的双重特征，对行政协议效力的判断可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15] 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375页。法院审查后认为，案件中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也不存在受胁迫签订协议情况，故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应系吴晴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岸本太樹「行政契約の法理論（4）」北大法学論集53巻1号120頁（2002年）参照。[27]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

如此也危及合同的存续。因而，只能作限定解释，但标准不一、考虑因素不同，就会有不同结论。

（4）行政机关承诺第56条（交换合同=双务合同）所不允许的对待给付。[15]学理上主张，应当区分不同的违法情况作不同的对待，其中主要考虑禁止性规范的法律目的。

进入专题： 行政协议 无效认定 。近年，在持合宪说立场的学者中出现一种动向，即利用民事合同法理等种种制度，从事实上拔除违法而有效的契约，实现与无效相同的效果。

《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10] 行政协议可以适用行政处理无效的一般标准，但还可以有自身的特别标准，因为行政协议中的合意性有可能会冲击依法律行政原理，给公益、相对人乃至第三人利益造成不当侵害，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约束。[16]当然，德国民法典第59条规定的无效事由是违反禁止性规定，而非所有强制性规定，与我国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相当。（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 [日]大橋洋一「行政契約の比較法的考察」法政研究58巻4号123頁（1992年）参照。在准用合同法无效标准上，日本学者田中二郎指出，公法上的契约以公法效果的发生为目的，其自身具有公共性质，因而，仅从当事人利害调整的角度规定的私法规定……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必须从保护公共福利的角度予以特别的考虑。

被告变更、解除本法第12条第1款第11项规定的协议合法，但未依法给予补偿的，人民法院判决给予补偿。在德国州一级立法（史莱斯维希-荷尔斯坦因州行政程序法第126条第3款）中还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即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主张无效（Unwirksamkeit）。

[6] [日]岸本太樹「行政契約の法理論（4）」北大法学論集53巻1号110-115頁（2002年）参照。但如可认定删除无效部分，合同仍可订立的，不在此限。

[28] 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上，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第16条指出，正确的理解、识别和适用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例如，在黄中桂诉常德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违法解除行政协议案中，两审法院均首先审查了行政协议的效力，然后再审查市公用局单方解除行为的违法性。[20] 《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予以明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二）《合同法》第52条的限定准用？ 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9条第1款规定，因准用民法典规定而生无效性的，公法合同无效。

[7]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辽行终891号行政判决书，2018年5月23日。囿于自身的语言背景，本文拟以研究笔记的方式介绍德国行政协议无效的认定标准，勾勒出其中的问题与论争，并思考问题在中国的可能应对。

如果合同效力无法衡平保护的法益，或者所保护的法益较轻，违反该规范的协议通常不认定为无效，该规范也不属于强制性规定。在行政协议中，作为行政协议相对方只可能存在欺诈作为，不可能作出胁迫行政机关的行为。

对于该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进一步明确指出，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但对违法的行政契约不予任何有效的制裁，却能从依法律行政原理中得出结论。